何建坤:煤炭消费应争取零增长 地方投资高耗能产业需警惕资产风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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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经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:实现碳达峰,“十四五”煤炭消费应争取零增长,地方投资高耗能产业需警惕资产风险

记者:周程程

何建坤精彩观点

● 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,“十四五”非常关键。煤炭消费在此期间要争取实现零增长,到“十四五”末期,应该实现煤炭消费稳定达峰并开始下降。

● 地方不能为了应对疫情挑战就产生扩张重化工业产能的冲动,否则会带来新的投资风险,未来强调绿色金融更可能带来资产搁浅的风险。

● 要想实现环境质量根本性好转,必须首先从源头上减少煤炭、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,否则仅靠末端治理措施发挥的效果已越来越有限。

3月12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正式发布。

纲要在“十四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提出,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,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、利用效率大幅提高,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.5%、18%,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。

纲要在第十一篇《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》中提出,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。

纲要强调,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,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。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,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。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。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,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。

今年是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,如何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?这将给我国能源行业带来怎样的变革与机遇?又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?资源型城市该如何转型?

围绕上述话题,在每经头条特别推出的“奋斗中国·两会高见”栏目中,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(以下简称NBD)记者的专访,并进行了详细解答。

完成碳中和目标需加快能源技术创新与突破

NBD:在您看来,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,将给“十四五”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?

何建坤:这既是应对气候变化、保护地球生态安全的战略选择,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导向。

这一目标对国内在疫情后能够实现绿色复苏、低碳转型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。因为如果在2030年之前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,就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。

中国现在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后期,经济、社会要取得持续的发展,能源需求还会有一定的增加,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一段时期内还会有缓慢的增长。

在长期碳中和的目标下,首先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增量,尽快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,然后转入持续下降的趋势,最终才能实现目标。

这样一个紧迫的碳减排目标,会倒逼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。只要坚持新发展理念,构建环境不断改善的多方共赢新格局,就能促进经济社会取得高质量发展。

NBD:目前到实现碳中和目标,只有40年时间,有哪些难点需要克服?

何建坤:要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,这个目标非常之紧迫。

有一些欧洲国家,在上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达峰,但计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,大体上有70年时间来进行过渡。

美国是2005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,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也有45年的时间。

而中国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达峰,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,中间只有30年的时间。

虽然时间紧迫,但我们也有后发优势。目前我国能源结构加速调整,像风电、太阳能发电等技术已经成熟,近10年来太阳能和风电发电的成本已经分别下降80%和60%,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可以和传统能源发电相竞争。

不过,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有间歇性特征,电网要保证安全稳定运行,就要有储能的手段。除了抽水蓄能之外,还要发展电化学储能。

比如说大家都用电动汽车,电动汽车在不用时也可以作为一个储能装置参与电网的运行,这些都需要革命性的技术突破。

未来要保障实现碳中和,首先能源系统要实现净零排放。当前的一个痛点在于:有些地方仍然有化石能源发电机存在,可能是用于调峰,或为了应对其他特殊的应用。这方面化石能源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把它收集起来,然后埋在地下,让它跟大气隔绝。虽然产生了二氧化碳,但只要不到大气中,不产生温室效应,仍然可以视为做到减排了。

这种新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埋存技术,当前成本还都比较高,所以将来也需要革命性的技术突破,才能尽快实现产业化。

经过各种技术创新和各种技术组合,然后进行产业化的这种发展,能够保障电网持续安全稳定的运行的情况之下,来实现净零排放的这样一个目标。

新能源提供的就业机会是传统能源1.5~3倍

NBD:正如您所言,为完成碳中和目标,势必将带来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。在您看来,碳中和将给哪些行业带来变革?又将产生怎样的机遇?

何建坤: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,能够推进技术的创新,并推动先进技术的产业化,同时也能打造世界范围内低碳发展的竞争能力。全球要实现长期碳中和这一目标,将促进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。

比如说钢铁生产用焦炭做还原剂,在生产过程中也会排放二氧化碳,将来可以用氢作还原剂,然后实现零碳炼钢技术。在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,深度脱碳技术要有革命性突破,也会带来巨大的进步。

另外在生产过程中,也要推广循环经济,减少原材料的消费,这同样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。

将来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行业要大力转型,要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体系,风能、太阳能这些新能源会成为新型高科技产业,也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。

正如刚才所言,再生能源大部分是间歇性的、不稳定的能源产生,所以未来在大范围布局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,保证电网持续稳定运行就得发展储能、智能式电网和分布式能源网络,这就能带来技术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新能源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传统能源的1.5~3倍,所以发展新能源能够产生更好的、更高质量的、更多的就业机会。

未来,一方面可以在终端能源消费领域用电来取代煤炭、石油的直接燃烧利用,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氢能在终端的利用,比如说用氢燃料电池车取代汽油,用氢来炼钢,或者用氢来作为一种储能手段,还可以用以发电或进行电网的调峰。所以氢的利用也会带动氢能产业,成为一个新兴的高科技领域。

在深度脱碳技术方面,很多领域中国都具有优势,当紧迫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确定以后,就更能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。

由于我国市场体量大,推广这些先进技术相对更容易,有助于这些技术迅速占领市场,并能摊薄研发成本,在世界上打造新的竞争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“十四五”时期应率先实现煤炭消费零增长

NBD:您曾强调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,“十四五”时期是非常关键的。想请教您:为完成碳达峰目标,“十四五”应该重点在哪些方面发力?

何建坤:要在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,目前还有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,所以“十四五”时期的确非常之关键,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机制。

“十四五”期间,我国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要有约束性的目标,来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。

一方面要制定单位GDP能耗下降指标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指标,同时也要大力改变能源结构,制定非化石能源在总体能源消费中占比提高的目标。

另一方面,要把能源结构的调整和节能结合起来,也要制定促进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目标。

具体到节能领域,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,大力发展数字经济、高新科技产业、现代服务业,这些产业增加值比较高,能耗比较低,所以有利于促进节能,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。

与此同时,还要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,淘汰落后产能,先进技术的推广也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,减少能源消费。

近年来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,且年均降幅基本超过1个百分点

当然,在节能的同时,还要着力改善能源结构,即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,来减少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这些化石能源的增长。这样的结构调整可以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,减少碳的排放。

NBD:在您看来,实现碳达峰应该有怎样的具体步骤?

何建坤:在“十四五”时期,特别要重视对煤炭消费量进行严格的控制,煤炭消费在“十四五”期间要争取实现零增长,到“十四五”末期,应该实现煤炭消费的稳定达峰,并开始下降。

而到“十五五”期间,石油消费可以争取达峰,天然气消费还会有所增长,但天然气消费增长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,必须要用煤炭消费量减少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来抵消。

近年来我国天然气消费保持一定增长,2013至2019年这6年间增幅约为78.8%

总体上,只有当全部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长,才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。

所以,煤炭消费要在“十四五”期间实现达峰,并开始稳定下降,这也是保证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为此,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二氧化碳达峰。比如说东部沿海地区,由于经济比较发达,经济转型也处于领先,有的城市现在已基本进入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平台期。这些省市经过努力,可以在“十四五”期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。

再从各个部门来看,工业部门特别是像钢铁、水泥、炼铝等高耗能行业,要控制它们产能的扩张,这些部门也要争取在“十四五”期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。

如果我国工业部门能在2025年左右实现达峰,建筑部门可以在“十五五”期间实现达峰,交通部门在2030年左右实现达峰,这样就能保证总体上全国各个部门到2030年前实现总体的碳达峰。

所以“十四五”期间,各个省市、各个部门行业都要制定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行动计划,然后促进本地区本行业能够尽快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。要远近结合,每个地区统筹安排,才能在总体上实现碳达峰的目标。

地方再投资高耗能产业恐有资产搁浅风险

NBD:有的地方在谋划“十四五”规划时,似乎还在酝酿一些高碳发展的项目。这对2060年碳中和目标带来了怎样的压力?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和建议?

何建坤:经历了疫情的挑战,一些地方想要恢复经济却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,因此扩张重化工业产能的冲动仍然存在。但这会导致两个问题:

一是这种重化工业产能的扩张会带来新的投资风险,因为有些重工业产能已经开始过剩,将来在深度脱碳和低碳转型过程中,其产品可能更没有市场,特别在将来碳价政策的实行,也会造成其未来经济效益下降。

现在很多金融企业都在推进绿色金融,减少给高耗能产业提供融资。这些高耗能产业由此将面临融资的困难,也面临未来投资的风险,可能投产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寿命期,就会提前退役,也会有资产搁浅的风险。

二是如果仍然还按原来扩张高耗能工业产能的这种发展路子,那么对国内的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也会带来影响。

要想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性好转,必须首先从源头上减少像煤炭、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,才能减少常规污染物的来源。否则仅仅靠末端治理措施发挥的效果已经越来越有限,只有源头控制才是实现环境质量根本好转最主要的措施。

所以,地方在进行产业规划时,不能因为近期有恢复经济、拉动GDP的考虑,就盲目投资高碳产业,否则长期来看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,也会对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带来更大困难。当前在“十四五”规划和各地的发展过程中,要把这个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。

对地方来说,要优先发展数字经济、高新科技产业、现代服务业,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。这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,也是应对气候变化、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个战略选择。

NBD: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,一些资源型城市也在谋划能源转型,您对这样的城市有何建议?

何建坤: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,首先必须要有一个长期转型的目标和战略。

在这种新的形势下,必须要实现转型,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。如果不转型,将来的路会越走越窄。转型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,例如大同市是个资源型城市,现在争当能源革命尖兵,也在建造氢能的产业和其他新能源产业,这体现了自身要有转型的意识。

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提出,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,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,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。要以革命的姿态来推进这种转变,只有顺应绿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,才能适应新的竞争格局,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。

此外,各级政府也要出台政策来支持这种转型。比如山西大同这样的老煤炭基地,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,包括产能消化问题、人才问题等,都需要进行全面的统筹,要有相关政策来帮助、支持地方转型,从而给新的产业带来发展机会。

记者手记| 企业寻求发展应抓住“碳中和”机遇

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,我国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的目标分别只有10年和40年,相对来说时间更紧、任务更重。

我国向全世界作出了郑重承诺: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,并且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

由此算来,从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,其间只有大约30年。而欧盟、美国等从实现碳达峰到进一步实现碳中和,基本有40~60年左右的时间。

从这个角度来讲,留给我国的时间更紧,任务也相对更为艰巨。

但这一紧迫的目标任务,对国内产业发展既是一个挑战也带来了机遇。

对电力、交通、工业等一些能耗较大的产业来说,势必要提高能源效率,建立绿色、低碳、循环的发展路径,同时促进工业向产业链、价值链的上游攀登。

另一方面,风电、光伏、氢能等新的能源将加快发展,并将促进储能平台的建设。

正因为如此,各行各业都应该抢抓碳中和的机遇,力争搭上绿色发展的快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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